50億影帝吳京被逼捐 戲子無情還是人心不古

2017年08月24日     6,613     檢舉

在人類社會中,樂於助人是一種值得被尊重的美德,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鼓勵慈善行為。不過,我們可以要求或逼迫他人做慈善嗎?或者說,整個社會是否可以通過法律強制他人做慈善呢?很多人可能會對此作出否定性的回答,但是當出現諸如地震、洪水或颱風等天災時,「逼捐」現象卻屢屢出現。 吳京遭遇「被逼捐」,回應「對得起良心」(圖源:VCG) 早前,因為電影《戰狼2》備受關注的演員吳京就陷入被「逼捐」的漩渦。他在九寨溝地震後,發微博祈禱震區平安,有不少網民在這條微博下留言:「那麼高的票房、那麼高的利潤,吳先生打算分多少錢給災區?」「賺了中國同胞十個億,現在四川同胞有難了,吳京同志總得捐上一兩個億表一下態吧?」 對此,吳京於北京時間8月23日作出回應:「(給災區捐款)我有做過一些行動。我現在票房還沒到手,說自由他說,慈善我還會進行到底,我會用我的方式。誤會總有澄清的時候,我也不願意去自詡澄清。師哥李連杰也鼓勵我:慈善首先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逼捐:慈善之大忌 其實被逼捐過的明星或社會公眾人物並非只有吳京一個人,既然類似的現象經常發生,我們不禁要思考:逼捐的背後,存在哪些需要反對的錯誤邏輯?缺失哪些中國人需要堅持的正確邏輯? 愛心貴在自願。所謂「愛心」是人們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一種自然流露,它來自人心最深處的良知,在某個時刻被某事某人激發出來。而所謂「捐獻」、「奉獻」,無非儘自己的良知義務而已。心理學認為,在行善之後,人們會有一種道德快感,進而產生一種對自我的肯定和讚許。 但如果這種捐獻和奉獻受到了強制,或者還來不及自願就「被逼」了,慈善就變了味。 我們看到媒體不斷報道某某明星捐了多少錢,也有明星和名人樂於公布自己捐獻的具體數目,這些行為和報道使得中國社會在慈善方面形成攀比之風。攀比善心當然是好,但形成逼捐就很可怕。 本來捐多捐少都是個人愛心的表現,捐多不代表「愛心爆棚」,捐少也不代表愛心就少,每個人儘自己的良知和能力即可。道德、良知自有標準,不能也無法用金錢的標準替代。 逼捐現象背後體現出一種畸形的「道德綁架」邏輯。道德綁架在實踐中往往會以正反兩面出現。一種是將自己置於道德制高點,指責他人不做某事就是不道德,諸如說明星有錢不捐就是缺德等;另一種是將對方置於道德制高點,指責他人不做某事就是虛偽,諸如說有錢不捐不配做社會精英等。 逼捐現象背後展現出中國社會中缺乏一種真正的慈善邏輯。諸如捐錢幫助他人的慈善行為的核心是自願,與之相反,還有一種做好事的方式是納稅。對於後者而言,國家通過稅收彙集資金,把部分收入直接用來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當代社會中的福利性權利或政策大多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如果做慈善也可以強制,那麼慈善和納稅還有什麼區別?據說,中國的《慈善法》制定時,有關部門提出應當讓每個公民每月拿出部分工資來做慈善,但並未被認可。 逼捐現象也折射出中國社會中缺乏一種真正的權利邏輯。如今,凡事講人權,中國已然進入到權利泛化的時代。但是,權利的增多並沒有讓中國人更深入地理解權利的本質,即「個人權利應該被視為對抗功利主義式多數的『王牌』」。公民的財產權受憲法保護,這是基本人權。中國社會中的「仇富」心態是對財產權的最大危害,「逼捐」邏輯認為災區民眾需要幫助,而富人有錢自然就需要多捐錢,這是「劫富濟貧」的強盜邏輯。這種邏輯擴展開來的結果就是任何人的財產都可能在此藉口下被奪走,包括那些贊成「逼捐」的人。 愛心不應該是抽象的概念,更不是空洞的口號。惻隱之心人人皆有,但需要一種氛圍將之引發。比起海外,中國的輿論和社會在營造氛圍方面過於幼稚,甚至僵硬。個別政府機構和國企單位裡面,像往常的政治任務一樣,拉幾條標語,喊幾句口號,就算賑災宣傳了。沒有自發的悼念儀式,沒有樹枝上的黃絲帶,沒有獻給亡靈的鮮花。行政為主導的募捐,一切都顯得那樣的冷冰冰,沒法打動人的惻隱之心、激起人們對生命的深切同情。 如今,中國部分民眾被這種長期逼捐的錯誤邏輯所誤導,把逼捐文化帶到了網際網路。要知道,逼捐絕對不是對慈善事業的一種促進,而是一種戕害。成熟的慈善文化需要在尊重權利和自願的基礎上得到良性發展。 待重建的人文精神 其實,吳京遭逼捐背後還有人們的道德焦慮,慈善焦慮。中國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如何去緩和不同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如何去一同面對隨時可能出現的風險? 慈善無疑是最有效的潤滑劑。當群體矛盾加大時,慈善會讓人感覺到共同體的存在;當風險突如其來時,慈善會讓社會形成共同擔當的凝聚力。這是人們在面對災難時,信心的來源之一。問題是,慈善行為似乎並沒有像人們想像得那樣蓬勃,至少人們想看到的富人帶頭的慈善生態並沒有出現。於是,人們開始變得焦慮,開始不惜以輿論壓力逼捐。 相關閱讀 成龍挺吳京:我們就是要有「大中國主義」 中國維和部隊喊話吳京想看《戰狼2》[視頻] 為什麼要警惕吳京的「狼性」? 如何緩解這種焦慮?放大、任由輿論煽風點火、道德綁架當然不對,而且也不會有明顯效果。倒是可以借著逼捐這個話題來重建中國的人文精神。 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無論是演藝界、體育界明星,還是文化界名流,都有不錯的表現。章子怡在坎城含淚募捐,李連杰宣布息影一年專事慈善,公眾人物開始表現出自己的責任感。可以說,早在9年前,中國的明星和名人已經身先士卒,做了最好的表率,他們不應該再被苛責。 這幾年,我們談論了太多的「世風日下」問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叫做「形勢大好,人心大壞」,意思是說,中國經濟發展了,人們變富了,但人心卻變壞了、自私了。但在突如其來的苦難面前,太多的人們表現出人心的善良和卓越。顯然,「禮崩樂壞」和「世風日下」都是假象,孔子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對「道」,對中國傳統擁有絕對信心,認為他們會永遠堅固地存在,無需誰去復興和拯救。 當然,重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不能靠一套道德的空洞說教,不是靠讀幾本《論語》、《莊子》、開幾門公民課就可以解決的。知識固然有助於德性,但知識不等同於德性。德性的養成,有賴於日常生活的倫理空間。人際關係之中,非功利的互動越多,越能改善人性,提升德性。中國人不僅需要建設現代的市場、法律和政治制度,同時也要重建其生活世界和倫理世界。 生活世界,本來就是一個人性化的倫理世界。生活世界的重建,政府也許無需「強勢介入」,而是要通過重建社會,發展各種自願性團體和非正式組織,形成豐富多元的社會文化網絡。有了這些自主性的社會文化空間,中國才有可能變得更有序,更自由和更人性化。那時候,「逼捐」自然就沒有了言論市場。